西北空管局空管中心飞服中心开展月度安全检查工作

(厉以宁) 来源：新华网 进入 厉以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常态 双创 。

与此同时，远期售汇的签约数量则较低。不少人担心，一旦听任人民币贬值，大量人民币被换成美元，人民币就会一贬到底。

即便汇率出现暂时超调，最终还是会回到由基本面决定的水平上。需要强调的是，在目前的汇率制度下，无论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是缓慢贬值还是加速贬值都是同央行对外汇市场干预的力度变化相关的。201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开了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定价规则具体内容：当日中间价＝前日中间价＋［（前日收盘价－前日中间价）＋（24小时货币篮子稳定的理论中间价—前日中间价）］/2。贬值过程又要持续多久呢？在长期的缓慢升值过程中中国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对企业来说，追加保证金意味着当期的财务支出，增加了企业利用远期合约规避汇率风险的成本。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加速？从内因来看，尽管2015年以来，外汇市场上一直存在人民币的贬值压力。目前最常见的说法是，一旦贬值，动摇信心，人民币就不知道要贬到哪里去了。（见中译本，第208页） 这确实证明了凯恩斯后来的断言，记账货币是货币的原始形式。

也许我们今天还认为，人们在市场交易中越来越不用现金（包括纸币和铸币），而越来越用银行账户转账的支付和清算形式，只是到银行和现代金融机构出现后的一种现代和当代社会现象。这时，中国正好赶上世界的白银大量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大量流入国内，随之在明代中后期中国采取了白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如果是在小一点的社区，人们干脆就简单地记录谁欠谁什么东西。在中世纪，甚至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这一事实都被认为是常识。

但是，按照吕思勉先生的《中国制度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6页）的研究，唐宋时期出现的飞钱，实为一种信用票据，还不是纸币。而且，商人和小贩还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信用安排。

格雷伯的研究发现，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东、西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人们生产少量的硬币，货币在本质上仍带有很大程度的信用货币的性质。尤其是在明代，中国向欧洲大量出口丝绸、香料、瓷器、钢铁，却几乎发现从欧洲没有什么可进口的。真正造成通货膨胀的，是那些拥有金银最终控制权的人。作为金属铸币的中国货币几乎与其他两大轴心文明同时出现在公元前700—前600年，这在今天看来应该是共识。

因此，万志英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各种‘短陌已相当于一个自由的造币系统。这也恰恰证明了凯恩斯在《货币论》第一卷第一句话，记账货币是货币的原始形式。我们发现，在历史上，这两类不同的时期交替往返。有少数记录明确显示，这些材料在交易中不会拿出来称重量……（同上，第211页） 在研究人类社会的货币制度史时，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在古希腊荷马时期，人们曾用牛做货币。

欧洲人在美洲开采的白银也流向了亚洲。而正是这些地方信用体系，使欧洲各地小规模社区得以在几乎不使用金属货币的条件下运作(同上，第296页)。

这种货币是货币理论中的原始概念。这一时期，实体的黄金和白银虽然没有消失，但越来越多地存放在神圣的场所。

另外，即使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如果考虑债权和债务关系，除了白银和金属铸币来清偿外，不管这种债务最后是或房产或土地来清偿，或是最后用劳役来清偿，来由于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实际上仍应该不排除记账货币的存在。但是，到了中世纪（公元600—1450年），在欧亚大陆的各个地方，各种形式的虚拟信用货币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同上，第241页)。目前，从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和千家驹、郭彦岗的《中国货币演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中，我们还很难看到古代中国记账货币的记载。尽管自唐代开始，中国就采取了银锭做货币(见Catherine Eagleton Jonathan Williams，2007，Money: A History，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的制度，但是，在唐以后市场交易小额交易中，人们一直多用铸币来完成交易，到明代中后期也是如此。正如笔者在上次专栏文章中所指出的，按照我们现在（2016年6月末）149.1万亿广义货币M2和只有6.28万亿元流通中的现金M0来计算，作为各类银行账户中各类存款的中国的记账货币，目前已高达95%以上了。由此，经济学家们用理论分析的逻辑推出货币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历史逻辑是：物物交换→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金银→铸币→纸币→信用卡货币→电子数字货币。

因此可以认为在伊斯兰世界也存在记账货币（同上，第262—263页）。人们的市场交易越来越是impersonal exchange的市场交易。

格雷伯发现，在加沙里的《圣学复苏》（Ihya）中，他曾这样认识货币的本质：一样东西只有当其本身没有具体特殊形态或特质时，才能与其他的东西相联系——例如，一面没有颜色的镜子可以反射所有的颜色。在这本书的第一章，格雷伯就问了这样一个现代的问题：你是否还记得有多少次听别人说，随着虚拟货币的到来，随着货币变成信用卡内的数字，美元变成了一段一段的电子信息，我们将被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金融世界？ 但是格雷伯认为这样的认识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误识。

格雷伯的研究还发现，从苏美尔人到希腊古典时期，尽管人们支付长工干活会用金银（块/粒）作为货币来支付，但金银主要是作为寺庙的祭品用于供奉：在世界各地，货币似乎都是从最适宜供奉神祗的物品中诞生的。它本身没有目的，但它起到媒介的作用，促使实现财货交换的目的。

到公元1023年，最终由北宋朝廷设立了掌管纸币流通事务的机关的交子务(并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313—320页，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会专门谈到)。尽管在中国的古典文献如《管子》中有在夏商的禹、汤时期就有铸金币之说，但大多数中国货币史家认为那都是没有根据的话。然后到轴心时代（Axial Age，公元前800年—公元600年）随着铸币的兴起，人们普遍改用金属货币和铸币。为了换取这些白银，中国出口了大量的丝绸、陶瓷和其他产品。

然而，随着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美洲的金银大量流入欧洲，世界又开始脱离虚拟货币和信用经济，再度开始使用贵金属货币。这么做的原因是，公牛是当时古希腊人供奉神祗的祭品，因而代表绝对的价值。

还有，尽管如此，只要我们稍微粗略地浏览一下‘野蛮人的法典，就可以发现，即使在黑暗时期的顶峰，人们仍在用罗马货币仔细地记账，以及计算利息、合约和进行抵押（同上，第242页）。只是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一些质库、柜坊、交子铺、交子务、会子务等信用机构的出现，记账货币才开始萌生。

按照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国货币史家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的研究，在当时中国出现铸币钱荒的情况下，实行短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铸币的短缺，促进了市场商品的交易。这个时代大约从1450年开始，直到20世纪才逐渐结束。

……货币本身是交割后可清付债务契约和价目契约的东西，而且是储存一般购买力的形式这种情况大概不是伦敦所特有的。金融活动必须有益于实际资源配置的改善，对金融机构的设置和金融工具的创造必须严加监管，对于金融欺诈必须坚决打击。特纳告诉我们：金融虽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凡事都要有个度，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和无止境的。

但是有些金融活动，如套利、套汇活动仅仅是因市场缺陷而有其存在的理由。例如，以毫秒计的高频交易，对实际资源配置的改善大概就毫无作用。

他指出，金融市场具有一种脱离社会需要而过度发展的内在倾向，并警告我们：公共政策的制定不应从定义出发，被金融创新、市场完善（market completion) 和流动性多多益善这些假设所支配。特纳指出，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伦敦 2500个银行家的年薪依然在100万英镑以上。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颇具神秘色彩的发达金融体系和活跃的金融活动自然是艳羡不已，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终于也建成了一个基础设施完善、规模庞大的资本市场。全球外汇交易量是全球贸易量的73倍。